，记者、作家，有《听者有心》《民谣流域》《人间、地狱和天堂之歌》《鲍勃・迪伦诗歌集》等著译约30种。曾任华语音乐传媒奖多届评审团主席。在《读书》《文汇报》等设有专栏。现居湖北武汉。
2014年8月16日，在羊楼洞进行了大半天的采访之后，重走中俄万里茶道采访团车队启程，傍晚回到了汉口。
17日，团员们在武汉休整一天，收拾四季行李，准备接下来50天、穿越中蒙俄三国的旅程。
明朝成化年间，汉水连年泛滥，堤防多次决口。成化十三年（1477年）汉水改道，在龟山北面冲出巨大的喇叭口，多股河道合一注入长江，将汉阳一分为二。北边形成了汉口，南边仍称“汉阳”。
汉口衔命而生，一出世便风华正茂，风头逐渐盖过汉阳。这个无中生有之辈，占尽了天时地利。原本，这里只有几户游民，驾船在湖荡中讨生计，其基本地貌，可谓洪荒漫漫。古云梦泽在这里保留着原始的形态，夏秋沧浪横流，冬春则有山丘、沙洲和土墩露出水面。汉水改道之后，蓄积洪水更多被导入了两江，慢慢的变多土地析出水面，尤其江口之北岸，今天称为“汉正街”的地方，迅即爆发而成集市。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几千年几万年来人类的大运力，皆赖江河。想一想吧，这是个什么所在：长江——古中国最大的东西大通道，与汉水——古中国最大的天然南北水路，怦然在此相会！在16至19世纪，哪儿还有比这儿更大的地利？仅仅过去了50年，至1525年，明嘉靖时期，汉口居民增加到1395户；又过去270年，至1796年——清嘉庆元年，汉口居民已有3万多户。这个脱颖而出的水镇，此时与京师、佛山、苏州分庭抗礼，并称“天下四聚”。北、南、东“三聚”，皆有多地分其势，西聚则唯有汉口。“虽欲不雄于天下，而不可得也。”（清刘献廷《广阳杂记》）
同治年间《续辑汉阳县志》，这样描述汉口的众商来会，“七省要道，五方杂处”；“陆居则蜂房蚁垤，舟居则鱼鳞鹰阵”；“地当八达之衢，舟楫所萃，上自三巴、两粤、南楚，下迄江淮，西则密迩荆襄，商船连樯，几于遏云碍日。百货充牣，摩肩击毂”。
时过半世纪，民国时《夏口县志》，对此地形势有了更透彻的认识：“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所谓九省之会也。”
在诸多美称中，汉口又与佛山、景德镇、朱仙镇并称“四大名镇”，且居名镇之首。
史书中的美称都有具体所指时间。犹如地图上的地名，经纬度俱全，缺一便无从定位——同样的，若脱离了时间一维，美称所指认的时空便不能确立。在以上记述中，“四大名镇”的名号最早，时当明末。其后，景德镇的瓷都之市，朱仙镇由贾鲁河而连接黄、淮的漕运之盛，渐渐淡出。至清乾隆年，中华繁华地已变更了新座次，“天下四聚”取代了“四大名镇”。再往下，才是“九省通衢”，时为18、19世纪，汉通地位愈隆，名头愈响，枢纽之利有了新指征。
清乾隆元年（1736年），汉口出现了第一座有名有姓的码头——天宝巷码头。至咸丰末年（1861年），自上游而至下游，从硚口，经龙王庙，进而过长江口，延至今江汉关处，形成了60多座码头。
在湖北、湖南，也包括安徽、江西、河南，甚而广及四川、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凡河流所经处，通往长江的地方，都知道一句民谚——“货到汉”。
较早结帮到汉口打码头的是湖南人，他们顺流而下，将湘西大山里的山货和洞庭湖平原上的鱼米贩到汉口，货物到这儿不仅卖得好价钱，还有似乎无尽宽广的销路。湘西运桐油的洪江油船，常德运石灰煤炭的广舶子、运盐的大鳅鱼头，资水两岸载着茶叶、竹木、药材、苎麻、土纸、生漆的槽船、摇橹船、鳅船、洞舶子、洋溪古、排筏，还有益阳的七板子、宁乡的乌缸子、浏阳的楸船，都汇聚到汉口……湖南人尤有一项了不起的发明：毛板船。传说1799年，资水边新化县的杨海龙忽然灵感上头，以木排原理，将糙木板以马钉钉成船，用竹麻、石灰塞缝，刷上桐油防水。如此而成的毛板船，到汉口卸货后即拆成木板出售。这样一来，不仅省去了返程的麻烦，也降低了在激流险滩中翻船的风险：十艘船哪怕只有三艘抵达了汉口，船主就有赚的。
自明朝开始，历经两百年，汉口最有势力的商帮是徽商。徽商以国库重要税收来源的食盐贸易，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因为历朝实行国家食盐专卖，徽商与官僚结合，形象上混合着儒生与官商交叠的面影。食盐运到汉口，就等于掌控了皇朝中心四通八达的分销途径。同时，徽商也做茶叶生意。
自汉口诞生起，晋商就是常客。汉口占据着南茶北运的孔道，晋商在这里贩茶，也做药材、绸布、瓷器、竹木和桐油的转运生意。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订，更多晋商涌入汉口。茶叶贸易和票号经营使他们成为与徽商抗衡的力量。万里茶道是大运力的生意，山陕商人对苦力和小商贩所构成的底层运输介入甚深，行事做派与徽商迥异。但茶叶也是国家专卖（茶引制），晋商因此能进入贸易圈上层，与做茶叶生意的两湖茶商也不一样，两湖茶商实际上成了连接周围农村和市镇的底层商人。
汉口也活跃着粤商和浙商，这是“一口”和“五口”通商后的新现象。仗着与海上洋商的接触之利，广东人、宁波人和绍兴人把控了汉口的外贸、金融和建筑业，浙商还成为将汉口货运到上海的水运老大。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将汉口四分之三的建筑物夷为平地，更兼盐业放开了垄断，徽商地位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晋商却因为在茶业和票号上的成功，取而代之成为汉口的商业老大。
两百年间，汉口两江上来往的船舶，文字上留下了影迹的，计有70多种，按地方有楚船、徽船、婺船、蜀船、吴船、越船，按用途有茶船、米船、盐船、油船、棉船、柴火船、木材船……“货到汉”的民谚，是对这个购买力极大、中转力极强的交通枢纽的生动注解，代表着长江水系千百条河流边人们的深刻理解。这个“长江之心”，通过横向和纵向两条物流大道汇集的物产，覆盖了几乎半个中国。
此时，汉口当之无愧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出现了“本乡人少异乡多，九分商贾一分民”的现象。在此传教数十年的英国神父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观察到：汉水口两岸停泊的船只常有两万五千艘，“所有船舶俱湾泊于港内，舳舻相衔，殆无隙地，仅余水中一线，以为船舶往来之所也”。
八方淘金之地，自然寸土寸金，最常见的竞争是“打码头”。湖南人赖以控制木材业的宝庆码头，前后经历过三次惊心动魄的争夺。有一次发生于清朝末年，在宝庆帮和徽商之间，汉阳知府想出了一个定胜负的办法：谁能穿上烧红的铁鞋走三步，码头就归谁。宝庆帮一个理发匠穿上烧红的铁鞋走了五步，码头判归宝庆人所有。
对开埠前的汉口，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William T.Rowe）有这样的见解：“汉口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封建社会晚期不可阻挡的商业力量相结合，形成并维持着一个卓越的商业都会，一个代表着接受欧洲文化模式之前，中国本土城市化所达到的顶配水平的城市。”
19世纪，英国基督教总会派出多位资深传教士到汉口，由该地传来的报告，每每让他们难以置信。
1850年，英国传教士S·威尔士·威廉姆斯传回的报告称，“只有伦敦和江户（今东京）才能与汉口相比，中国再没有另外一个在同样面积里居住同样多人口的地方了”。
这个可能给“日不落帝国”带来重大经济利益的东方城市，迅速引起国会的关注，他们派出考察组，深入汉口及周边调查。1861年，《英国议会公报》称：汉口是“的大商业中心”。是年9月，传教士霍恩在给基督教总会的报告中写道：“汉口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也是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
1842年，在柯林逊舰长指挥下，英国军舰由上海直驶汉口，成为闯入该地的第一艘外国舰船。次年，海洋强国瑞典、挪威的商人，进入武汉开始商业活动。
1856年10月，英、法前后调集17700多名士兵和173艘军舰，在俄、美支持下，发动第二次战争，再败清朝军队。1858年6月，四国逼使清廷签订《天津条约》。根据条约，汉口被确定为对外通商口岸。
对这一事变，英国首任驻华公使惊叹：条约的订立将开启一个新纪元！控制了汉口以下富庶的长江流域，就能控制广大的中国市场，有可能将中国努力变成另一个印度。
1861年3月，太平天国被平定后，汉口开埠。4月，美国商船“飞箭”号出现在汉口江面上，英国商船“总督”号紧随其后。当年的8个月，计有401艘外国轮船进入汉口，载货93433吨。仅过了两年，汉口年对外贸易额飞升至2733万海关两，翻了2.79倍，仅次于上海。
开埠之后，茶叶一直是汉口最大的出口商品。开埠40年，茶叶出口值平均每年占汉口出口总值的60%左右。“每逢茶节，江舟衮衮，行贾济济。问其何事，莫不曰载茶。问其何往，莫不曰到汉口。”（《汉口与茶之关系》，1904年）
茶叶贸易是汉口的商贸灵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湖北商务报》载：“汉口固贸易汇集之巨区也，汉口之茶，又商务盈缩之大象也。”罗威廉说得直接：“茶叶是汉口存在的唯一理由。”以当时西方观察家的话说：若不是为了茶叶，谁会来汉口呢？汉口开埠，中国之商业交通心脏洞开，江汉交汇口呈现天下客商风涌云集之势。
在18和19世纪，茶叶贸易为全球利润率最高的国际贸易，而茶叶原生地中国，垄断了几乎整个国际茶叶市场。此时汉口首当其冲，成为国际茶叶贸易的头号枢纽。不管走哪条线，走河运、陆运还是海运，不管贸易商是晋商、徽商、英商还是俄商，在中部这个中国最大的茶叶生产区，汉口都是起点，是资源最齐备的茶叶出口加工中心。鄂、湘、皖、赣、豫、川、陕各省出口茶叶，总汇此地，加工、包装、转手、换船。地处“中国内地开放之顶水点”，汉口成为列强与中国争夺茶叶国际贸易权的激烈战场。
此时茶叶出口大势，因沿江通商口岸的开辟再次为之一变。《清史稿·食货志》说：“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
1853年，福建茶直接从福州出海，广州失去茶叶第一大港地位。福州、上海、汉口成为三大港。
1876年，汉口茶叶出口量超过了上海；1887年，汉口又超过了福州，成为中国第一茶叶大港。
自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的60余年，中国茶叶占据了国际茶叶市场占有率的86%，汉口输出比例一度占到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0%，个别年份达96%。1915年，汉口茶市出口量突破百万担；1905年，汉口对外贸易额超过1亿海关两，1928年达3亿多海关两。日本人水野幸吉评论：“（汉口）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东方之芝加哥’。”
1877年10月7日，美国《》刊载了特约记者T.W.K的《在大清国的心脏旅行——扬子江游记》。说汉口见闻时，记者写到汉水口稠密的船只，“一个人踩着甲板一条船一条船走下去，走几个小时也不会掉进水里”。他写到汉口的进口和转口贸易货单，纺织品有衬衫面料、桌布、印花布、厚实的斜纹布、西班牙条纹布、羽纱和有光泽的毛织品；再就是铁、铅、锡、水银、；还有糖、胡椒、皮棉、西药和海藻。饶有趣味的是，他还提到，英国商人每年都使尽浑身解数，争相用最少时间来往于汉口和伦敦运货，“今年还在这里举行过一次有趣的比赛，即‘伦敦’号与‘格林格里斯’号货轮之间进行的比赛，前者用39天时间跑完全程”。
汉口开埠之后，为缩短茶叶运输周期，西方国家不断引入新发明的各式快船。早期数量最大的是“夹板船”，用“厚径尺”的两层木板，“其旁纽纤绊皆铜铁造成，所以坚固。大者三桅，小者两桅，四面风皆可驾驶，每船多或大炮数十，大铳数十”（肖令裕《英吉利记》）。汉口以下江段，中国船舶过半被它挤出了航运市场。
1865年，英国贺尔特轮船公司首开汉口直航伦敦的江海联运茶叶航线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欧洲至中国航线缩短近一半，俄商得以有条件开辟自己的江海联运航线年，俄国航运公司以载重200吨的蒸汽轮，开通了汉口直航敖德萨的江海联运航线年，沙皇政府与汉口俄商联合组建“志愿者舰队”，专事运茶，开通汉口至“黑海门户”塞瓦斯托波尔港的直航。
汉口直航曼彻斯特，汉口直航萨马拉，汉口直航马赛，汉口直航鹿特丹，汉口直航安特卫普，汉口直航汉堡、不来梅，汉口直航旧金山，汉口直航海参崴，汉口直航大阪、神户、横滨……各路江海联运航班纷至沓来。1861年4月，汉口开埠，至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77年间，在武汉经营航运的有16国的38家公司，船舶168艘，总吨位66.7万吨。主要运出茶叶，也运出桐油、蛋制品、猪鬃、肠衣等。
据江汉关统计，1882至1891年，汉口港的进出轮船常年有5000余艘，年总吨位约100万吨。
1845年11月，英国以方便商人“租地建屋，居住贸易”为名，在上海辟出第一个外国租界。
1861年3月，汉口江边458亩多土地划为英租界，以每年不到93两白银的租金租出，后扩界至近800亩。
1895年9月，600亩汉口江边土地划为德租界，每年租金不到122两白银，“永租与德国”。
1896年6月，俄租界占据汉口江边土地414.65亩，年租金84两白银不到；法租界，占据187亩，年租金不到38两白银。
1898年7月，日租界占据汉口江边247.5亩土地，后扩至622.75亩，“永租与日本”。
为了避暑，五国又在江西庐山、河南鸡公山划了两块飞地，距离汉口200公里。
1848至1899年，清政府与20个国家签订了通商协议。至1911年，订约国家全部在汉设立了领事机构或代理领事机构，设领事馆的计有英、德、俄、法、日、美、葡、荷、比、意、丹、挪、墨、芬、瑞典15国，有代理领事馆的计有西、奥、瑞士、刚果、菲律宾5国。
租界中居住的侨民，顶峰时有21个国家的4500多人（1926年）。这是一个“国中之国”，由外国驻汉领事馆管理，行使诸多法外治权。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迫使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国家，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巨额的茶叶税赋及由此带动的一系列贸易利润，源源不断从东方流向西方，成为西方国家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
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崛起，是一场全球之变，“蒸汽大王”翻转了全世界。1853年，马克思远远看到了东方发生的这一幕幕，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867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判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1862年元旦，江汉关设立，外国轮船及其商品公开合法地进入汉口，中国中部门户大开，汉口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但这个海关的设立，也是湖广官员审时度势，通过争取，在国际贸易中得以行使国家主权。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1837－1909）走马上任，到武昌担任湖广总督。此后督鄂18年，他展现了中国人主动与世界潮流相接应的积极和奋力。
此时张之洞52岁，已差不多是个老人了。他每日下午2时入睡，晚上10时起床，始入署办公。故下属谒见皆在深夜，甚至要候至天明。有时会客正谈话，张大人忽然闭目，鼾声大起，客人只好识趣退出。
大理寺卿徐致祥为此参了一本，说他“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清廷谕令李瀚章查明具奏，李复奏说：“誉之者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
张之洞出身官宦之家，科举及第又早，不识寒士之困窘。他常说：“未必一个人二三十两银子都没有么？”创办新政，他讲究捧场，经常大宴宾客，诗酒流连。一年到头下来，往往入不敷出，年关时手头紧，便命人拿贵重物到当铺典质。也许正因为如此，张之洞谋事气魄很大，就算是财力不足，也千方百计筹资贷款做成，有令人很难来想象的大手笔。
汉口始有人烟，只是贴近汉水与长江边的狭长地带。随着集市兴盛，人们筑堤于西北，挡住湖塘地，扩大栖居范围。西北那片湖塘地茫茫荡荡，冬季涸出，夏季水淹，人称为“后湖”。
明崇祯八年（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焻筑袁公堤，堤外取土的沟壕变成了玉带河，河上有32座桥，通向后湖。最初的汉口，就只汉正街这一小块。所谓汉正街，汉口之正街是也，为汉口最大也是唯一的主干道。那时的六渡桥之外，都是后湖。
待汉口开埠，中外互市，城市外扩。清同治三年（1864年），后湖上筑城墙11里，墙内部分渍水外排，称“汉口城堡”，袁公堤变成了城内的长堤街。
至嘉庆、道光年，后湖边沿在城边，即今中山大道一线，湖畔有茶肆酒楼、亭馆歌台，非汛期可燕聚雅游。当时后湖八景，有“晴野黄花、平原积雪、麦垄摇风、菊屏映月、疏柳晓烟、断霞归马、襄河帆影、茶社歌声”，完全是一片野趣。
然而，世界茶叶中心城市的爆胀之快，令人不可想象。市区向东北和西北日益扩展，突破了城邑和集镇的格局，开启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建历程。
1901至1905年，张之洞做出一项充满想象力的事，他修了一道近24公里的长堤——往小处说，是为了保铁路和租界安全；往大处说，是为了给城市发展提供预备土地——长堤西起硚口玉带门（舵落口）京汉铁路尽头（铁路1号），东至汉口堤角（铁路150号）；堤外则开辟引河以排渍水；致堤内渐渐干涸，涸出原后湖10万亩土地，泽国化为市区，汉口扩大了22倍。
万里茶道的故事主角，是晋商和俄商；而汉口与恰克图，在这条大道上一直上演着命运相连的双城记。
恰克图原本只是边境上的一个要塞，叫“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1734年才改名为“恰克图”，意思是有茶的地方。由于中俄商人在这里买卖茶叶，至18世纪中期，恰克图的贸易额已占俄国亚洲贸易总额的2/3，税收约占全俄总税收的1/3。
欧美国家进入距海洋两千里之远的汉口，大都是为茶而来，经过激烈的竞争，它们各自找到了由江海连起的、以世界最大的农业国与新兴资本主义连接的、无比激动人心的宏大产业链上的位置。英国控制了海关、金融、长江航运和房地产；德国垄断了蛋制品出口和机械进口；比利时、法国控制了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的贷款、建设；日本控制了纺织业、面粉加工出口；1872年美国崛起，与英国合资烟草业，主营桐油出口，又与英国争夺长江航运权。
准确地说，俄国是从陆地来的。俄国商人从恰克图南下，有一种久远的历史情结，他们的主要目标非常坚定：几乎所有的俄国洋行、企业，都集中在中国茶叶向欧洲的出口贸易上。
1861年底，第一批来自恰克图的俄国商人走进汉口，卖出俄国布匹，买入中国茶叶。恰克图商会代表伊万诺夫按捺住激动，写下他的感慨：汉口是很重要的商业城市，它比天津大两倍，而且在各方面都比天津富有。这里出口各种品质的黑茶和砖茶。
1863年，巴提耶夫来到汉口，创办顺丰洋行。他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亲戚，有名的皇族财阀。顺丰先在崇阳设厂，那是一股风潮——俄商纷纷进驻羊楼洞产茶区，设厂收毛茶加工，至1869年两湖已足有15座俄国茶厂；然后发现不对，纷纷又将茶厂往汉口迁。1873年，顺丰设立俄在汉第一家砖茶厂；紧挨着它，顺丰又在长江边建码头，首开风气，建成汉口首座企业自建码头；还配套建了汉口第一座发电厂。顺丰茶厂使用新机器，雇佣工人八九百，年生产砖茶112.5万公斤。继任业主李凡诺夫成为俄侨领袖，其公馆成为在汉俄国人的聚会地，月月沙龙不断。
1875年，英国驻汉领事商务报告说：汉口租界能够正常的看到三个工厂的烟囱，两个是俄商的砖茶厂，第三个是金银提炼厂。
用机器压制砖茶，始作俑者是另一位汉口租界名流、人称“大巴公”的俄国皇商J.K.巴诺夫。他参与投资，在汉口开了阜昌茶厂。其弟齐勒·巴诺夫是位工程师，将取于火车头的蒸汽机加以精妙改造，1874年用于压茶砖。阜昌茶厂高峰时雇佣工人2107人，日产砖茶28吨，其母公司古宾家族企业，长年占有全俄茶市的1/3份额。
俄国茶厂是汉口最早的现代工厂，带来了机器、电、企业制度和现代生活。1893年，在汉最大4家俄企，阜昌、顺丰、新泰、源泰，年产茶叶40多万担。“这些工厂装备有最先进的砖茶制作机、发电设备，并负责向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提供照明。”
1894年，俄国在中国的茶叶进口量超过英国，开始垄断汉口茶市。汉口运销俄国的茶叶，19世纪60年代平均每年近10万担，80年代达30余万担，90年代为60余万担，约占俄国茶叶总进口量的80%。
西方关注到了生活在中国内地的这一批俄国人。1886年，知名英文杂志《东方评论》报道说：“有谁能想到，居住在中国城市里的西伯利亚人，生活得比欧洲人还要欧洲化呢？”一位俄国作家写道：“在汉口，你将置身于一座宏伟壮观、装饰华丽的英国殖民城市。这座城市的许多建筑物以及建造该城市的许多资金，都来自俄国商人。尽管他们很少参与城市的行政管理，但满城俄式风格的建筑，使人感到宾至如归。”
1890年11月，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开始了他的环球访问。此行穿过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老沙皇的用意是让儿子拓宽眼界，积累治国经验。行程密集，直到次年4月才抵达香港。出国时间早已超预期，在中国的访问地点一减再减，但是汉口始终在列。
4月7日是星期天，一早8点钟，皇太子乘坐俄国志愿者舰队的“海参崴”号，在炮舰“高丽人”号和“海龙”号护卫下来到汉口。张之洞从南洋舰队借来“保民”号、“测海”号两舰，迎于30里之外。俄舰鸣炮17响，武昌塘角炮兵回敬17响。皇太子请张之洞上船，握手为礼。他头戴白冠，上缀长长鸟羽，身穿金绣红衣外罩、湖色灰鼠大衣；张之洞身着湖广总督官服。皇太子上岸，但见码头上高悬俄国三色国旗，四周是英美德法国旗，路两旁白色木杆饰以彩带、上悬彩灯。皇太子坐上黄缎圆形金顶轿，中俄乐队开路，浩浩荡荡进入汉阳晴川阁。
在晴川阁，张之洞先是陪皇太子观看了汉水入长江口的壮美景色，然后入席交谈。此宴吃的是熊掌、燕窝，喝的是玫瑰露、汾酒，宾主相谈甚欢。
席间翻译是辜鸿铭。他不仅译俄语，也把皇太子好友希腊王储的希腊语，译给了张之洞，令皇太子大惊。一问方知，此“洋文案”出生于马来亚，曾留学英、德，通9种语言，当即从手腕上取下镂皇冠金表相赠。
4月9日，皇太子出席了汉口新泰茶厂成立25周年庆典。在致辞中，他连说了三个伟大：“万里茶道是伟大的俄中茶叶之路，在汉口的俄国茶商是伟大的商人，汉口是伟大的东方茶港！”
随后，皇太子参加了汉口东正教堂的礼拜。应张之洞之邀，参观了汉口农产品博览会。此时，汉口的茶叶、桐油、植物油、芝麻、猪鬃、肠制品、蛋制品的出口，都位居全国出口量的一半以上。中国农产品的丰富和汉口集聚力之强，令皇太子印象深刻。
盘桓三日后，4月9日，皇太子带着张之洞的赠诗及赠礼——“由上海最好的工匠打造的银盘”和“两扇由象牙和黑木雕刻而成的屏风”，离开了汉口。张之洞派辜鸿铭伴送皇太子30里。
俄国倾举国之力的西伯利亚铁路建设明显加速。1904年7月，西伯利亚铁路初步贯通的呜呜汽笛，吹响了万里茶道的尾声。此后，俄国的运茶路径，更多走汉口—海参崴—莫斯科的江海铁路联运路线。汉口与恰克图的双城记故事，写到了最后几页。
通过汉口一战，俄商击退了英商，也击溃了晋商。万里茶道上晋商数以千百计的茶行、票号、钱庄，如秋风中的黄叶纷纷凋敝。然而在汉口，也有别种类型的华商应运而生，如鱼得水。
刘辅堂是出生于汉口的山西人，祖父在晋商票号做帮工。他从小记忆力强，脑瓜子灵光。1875年在教会医院武昌仁济医院学习，后考入江汉关任抄写，结识了“大巴公”，得以到新泰洋行工作。
当时外国茶行都通过晋商茶栈收茶，刘辅堂却不甘于做坐商，而是下乡去收购。他四面出击，两湖产茶区都是他的采购地。由于有俄国人享有的国内运输免税证，他收茶就有极大的优势。由此节节高升，从庄首升到管厂又升到买办。
刘辅堂的儿子刘子敬（1884－1928），在教会学校武昌文华学院毕业后子承父业，21岁就成了汉口最年轻的买办。借着父亲留下的200万两银子的家底，他在汉口、漯河、郑州办了三家蛋制品厂，一家纺织厂，并承租了清末大厂白沙洲造纸厂，迅速成为“中国茶叶大王”“汉口首富”。
刘子敬购下汉口租界附近的大量地皮，模仿租界洋人建的高档住宅区，陆续修建了五个里分，总计近200栋联排住宅。它们将欧洲联排式住宅和中国四合院结合，中西合体，高密度，带天井，有自来水和供电。汉口里分与上海弄堂很像，缘由它们部分出自同一家设计公司——比利时义品洋行。
刘子敬的里分，有一部分以父亲的名字，加以“仁义道德”含义的用字，组合命名。他还办了一所中学、一所小学。他有私家车，英领事馆车牌号是01号，他是02号。
1899年，张之洞主政，在武昌城外修筑了30多里的武青堤，修建武青闸，把东湖与长江分开，将堤内东湖水、沙湖水排出去。后又修成60里长的武金堤，从白沙洲直修到金口。
洪水泛滥时节，长江水破岸而出，岸边直到磨山时常汪洋一片，两条长堤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
武昌也是古云梦泽解体、陆地化后逐渐形成的。从黄鹤楼上望过去，武昌满眼都是湖光山色。有90多座山，望之多在湖面上。山在湖中，湖在山间。堤防伸延和牢固后，一些山消失了，人们从山上取土产生新的永久性土地，山只留下了地名。
所以今天仍有这样的景象，武汉许多大学校园里都有一座山：武汉大学有珞珈山，华中科技大学有喻家山，华中师范大学有桂子山，华中农业大学有狮子山，中国地质大学有南望山，武汉理工大学有马房山。
东湖已缩得很小，但仍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它附近的茶港蜕化为仅只是一个地名，已没有水——早先，它确实是武昌的茶叶港口。
张之洞的府衙在武昌。对于汉口成为“东方茶港”，迎接世界大潮的冲击，他的作为绝不仅止于筑堤。
张之洞一直视“铁路乃中国第一大政，鄙人创议之第一大事”。奉旨修路，国库空虚，他力主向比利时贷款，坚持京汉为“最要之线”，京汉铁路就这样成线年）。之后，虽然“必经羊楼洞”的建议未遂，但“湘鄂铁路”优先，也成了真，使两湖茶路畅通。他还从美国手中争回粤汉铁路，“鄙人竭一年半之力，三省用千余万之款”。由此，汉口脱出水道加驿道的古代交通格局，蝶变为铁路与航运联网的现代枢纽。
张之洞重视外语教育，认为掌握语言“为一切西学阶梯”。方言学堂原为解决外文翻译稀缺，但慢慢地发展，成为了武汉大学。
仿照西方，张之洞办新军、办兵工厂、办铁厂、办机器厂、办布纱丝麻四局，并将租界作为市政建设的仿效对象：现代堤防、现代码头、人行道、下水道、水电、邮政局、电话局、电报局、公厕、公园，这些首现于租界的设施，成为了城建要件——汉口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城市。
汉口原在汉阳治下，只是九品官管的一个镇。1899年，张之洞奏请“阳、夏分治”，汉口有了独立地位。民国初年设夏口县。1927年立汉口市（辖汉阳县），并与武昌市合为武汉市，立为国民政府首都。
民国初年，孙中山著《建国方略》，描画中国现代化建设蓝图，称汉口“为中国茶之大市场”，规划武汉为“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1924年1月，江汉关大楼落成。大楼由英国著名建筑师斯图尔森（R.E.Stewardson）设计，综合了希腊古典主义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样式。它高41米，凌越于所有建筑之上，成为汉口的新地标。
汉口的地标，原本是汉正街的山陕会馆与新安会馆。这两座似庙似殿、分属晋商与徽商的屋宇，重重叠叠，构成了老汉口的天际线。会馆前隔着马路就是江，江边是晋商与徽商的码头。
此时，从长江和汉水驶来的船只，远远看到江汉关，就知道汉口到了。从江上望过去，以江汉关为界，汉口截然分成两段：上游是低矮的、密密匝匝、总体呈灰色的中国民居，下游是高大巍峨、多为白色柱石立面的西方大楼，依次为英租界、法俄租界、德租界、日租界。建筑物前面，从江汉交汇口的龙王庙，一直到下游的谌家矶，一座座码头连绵不绝。上游从汉水末段开始，是60多个土码头，分属不同的省地商帮；临近江汉关是一小截官码头；下游从汉口第一座洋码头英国人的宝顺码头（1863年）开始，一字排开87个洋码头。
春夏，是茶叶贸易最繁忙的季节，沿岸19公里码头尽是来来往往的船只。十万装卸工上上下下，挤满了街道。上游是各式中国木船，下游是富丽堂皇的外轮，列队泊入江边。往岸上看，还有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风景：码头后面是密密麻麻的仓栈；仓栈后都有各自的商行、洋行；支撑它们的，中国这边是票号和钱庄，西方那边是英、美、俄、日等国的银行。
中国人向有“聚族而居”和“互相联引”的传统。不同地方来的人，根据地缘关系结成商帮；又以同乡加同业原则建立会馆；会馆既是同乡会，也是行业协会，更带有精神凝聚之所的性质。不同会馆有不同的地方文化和生意经，拜不同的祖师爷和保护神。汉口有“六大茶帮”：晋商、徽商、粤商、赣商、湖南客商和本地茶商。茶业繁荣衍生百业兴旺。晋商拜关羽；徽商拜朱熹；赣商供真君许逊；湖南商人供文昌帝君；覃怀帮药商敬奉药王孙思邈；铜铁帮、银炉坊均拜太上老君；鞋业帮、熏皮业奉孙膑夫妇为孙祖，缘由孙膑受陷害遭膑刑，妻子为其做皮靴一双；蛋商建有混元公所，供奉太乙真人，宣扬太乙真人为太极两仪三气混沌变化而生……
西人则建教堂。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建有教堂，多达90所。教会还带来了医院、学校、图书馆、报馆、现代体育运动……
后湖百戏杂陈，汉口发展成了“戏码头”，汉剧、京剧、楚剧、评剧、越剧、豫剧、黄梅戏、湖北小曲、善书、相声都有众多拥趸；以至于“戏到汉口红”，名角都要来打码头，不打下汉口就不能证明红遍全国。杂技、魔术、皮影戏、木偶戏也各有各的热闹，新人辈出。外国人则带来了电影院、戏剧院、俱乐部、跑马场。汉口女性结伴出游，抛头露面，歇坐茶馆，不以为嫌。
各方杂居又地处中心，既南且北，亦东亦西，物产极其丰饶。东淡、西浓、南甜、北咸，诸味俱有。
惊人的混杂也定型在建筑上。下游面向着长江，1877年建了古德寺，1921年改扩建，主建筑悄悄立起：大雄宝殿为缅甸阿难陀寺样，外廊为哥特教堂式，屋顶群塔是印度帕那瓦风格，竟毫不违和，巍峨、高耸、肃然、寂静。
人们的思想激荡活跃，就像在他们脚下交汇的两条大江。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一声枪响，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革命者不仅是少数革命党人，更有一众普通士兵，是什么让这里的这么多人，敢冒死反叛朝廷？湖广总督张之洞大概不会想到，他学习德、日训练的新军，日后竟成了颠覆清王朝的力量。
1988年春天，我从上海来到武汉，两年后成了一名记者，就住在江汉关下。如今我已不能确认，但在记忆中，江汉关的大钟每日都在鸣响：英国西敏寺的报时曲，一刻钟奏一个小节，一小时奏全四小节并报时，钟敲若干下。远远地，那凝重、旷远、悠然的钟声，甚至传入我的梦里。
武汉之大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它比上海还大。每人都在外面“过早”，早点多达上百样。这是多方杂处且赶早上班的表征，说明很久前这一个地区就城市化了。最有特色的早点是热干面，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快餐，你还在哪儿见识过可以边走边吃、十几秒即做成的面条？这是赶早上工的节奏。
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对武汉发展战略，市政府采纳了李崇淮教授的建议——“两通起飞”，两通即交通和流通。
人们的思想变动不居，这里什么都不信奉，不媚雅、不媚俗、不信邪。要说真信什么，信真、信实、信利。我的同事们，尤其年轻伙伴，都像是文化地理上的野人，显然远离中心，在文化的边城野地，头发蓬乱如荆棘，但是眼观天下，目光如炬，胸怀大志。我像是碰到了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心想书中的人物怎么活在这里。有位复旦的仁兄，在我眼里就是郁达夫，形象一模一样。他说穿过汉口有一条消失在历史中的古道，他正在寻索其遗迹。
室友鸿谷，有时傍晚和我一起散步，穿过四周的街道，在暮色苍茫中，从各种搭盖物下，辨认从历史中穿堂而来的萧飒信息，这是他发现的新乐趣。路两边，这栋是德国建筑，那栋有西班牙风格，这是巴洛克，那是洛可可……
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和它最大的支流汉江轰然相遇，在大地上写下一个大写的“人”，巍然划出了三镇。
两条大河滔滔，从城中心穿过。长江呈西南—东北走向，流程150.5公里；汉江呈东西走向，流程62公里。如此之城市气魄，举世独有。
它位处东经113°41′—115°05′，北纬29°58′—31°22′，东西最大横距134公里，南北最大纵距155公里，面积8469平方公里，形似一只自西向东飞翔的彩蝶。
以武汉为圆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厦门、台北、广州、南宁、成都、西安、太原均在圆周线附近。它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在全国一盘棋中居“天元之位”。
它有165条河、166个湖，“一个都不能少”。古云梦泽已了无影踪，化成了城中之湖、湖中之城。但洪水是一种大循环，隔一段时期仍会来，来时大雨倾压长江中下游，似乎要从人类那里夺回它的领地。虽然这里的堤防和水利设施已天下罕有，“防汛是天大的事”，仍是这里的日常。
从龙王庙到谌家矶，绵延19公里的码头已清理出去。两江四岸，现在浩浩荡荡，是容纳万千市民和游客健身、游乐的江滩公园。长江上建起了11座桥和6条隧道，轮渡变成不必要的交通工具，只余几处供游客游江赏玩。这个千万人口的大城，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国际湿地城市，处于全球候鸟迁徙五条大通道其中一条的中继站上，每到秋季，万鸟云集。
经历数年“整旧如旧”，沿江大道、江汉路、中山大道历史风貌重现，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有近代建筑300多栋，再无须细看辨认。江汉路是名扬天下的看西洋景的步行街；具法兰西风格、有200间套房、像一艘巨轮的巴公房子，六面透视拱券、洋葱头顶、俄境外现存最悠久的东正教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成了网红打卡地。
两位俄罗斯建筑家Α.Β.西利诺夫和Γ.Γ.克利赫，作为万里茶道的远客受邀来到此地，大为感佩。他们看到西方多国风范会聚一地的建筑奇景：多样的现代派风格，合理的、东方的和古典的风格，各种复古之风——新古典主义、摩尔式、“砖砌式”、结构派的早期方案，“又现代又古典，反映了20世纪初的时代精神”。
租界早已收回，街名都改成了中国名字。日租界收回后，那些道路成了记住抗日英雄之路，原日本命名改成了陈怀民路、郝梦龄路、张自忠路、刘家麟路、卢沟桥路、山海关路。而贯穿五国租界的道路，由英俄法德日各立一段的命名改成了一个名字——胜利街。
2024年12月31日夜，十万青年聚集在江汉关下。完全是自发，自2020年起，江汉关成了武汉欢度新年的聚集地。新一代人可贵地拥有了平视世界的目光。在这种目光下，江汉关既是耻辱印记，也是变革与开放的标志，是大武汉的城市之根。
零点钟声敲响，五颜六色的气球升上天空。人们相互祝福着，现场一片欢腾。在人潮的声浪中，我还听到一种声音，这声音来自地底，来自长江，来自三镇远远近近的万家屋顶。那是时间之弦在历史深处的颤动，无声却浩大，嗡嗡不绝。
